这

是

谁

学识渊博的

谢湜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历史地理学、明清史、社会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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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其实历史地理就是很多学科的共同探索。我记得当时在成立广东历史地理研究会的时候，郭声波老师和其他很多前辈就对我们寄予了很多期待和重任。希望历史地理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隔阂的时代下，不管在时间或者空间上，都可以去探讨一些超越我们原有可能的经验和基本研究专题中的学术问题和知识。

二、正文

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主题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区域视野”。可能我讲的题目有点过时，或者out。因为在三十年前如果讲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及区域问题，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个小地方？或者跑到一个小村落里面去研究，这样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大学科的研究？但是在今天这个问题可能不存在了，因为各位写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包括我们写的文章几乎很少拿一个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好像这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反思，为什么要走到这样一条路，然后下一步要跟什么？这也是我们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会想的一个问题。刚才我记得两位老师（冯江、冷东）都提到，其实有很多学科，包括暨大、中大、华工、华农等高校很多学科都不分彼此。我们很多老先生既是这个学科也是那个学科的，他们写的（文章）研究经常被我们奉为经典之作。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一个大学，在各个专业各个学院里面，甚至一个研究领域里面，学习本来是一个整体性的关怀，只不过我们人为地把它分到今天各个学科里面去。

我们今天说历史地理学是现代理地学的一部分，那现代地理学是怎么回事？在我的教学中，我也去读一些地理学史的东西，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才有了地理系出现。那个时候很多地理学的教师都是历史学出身，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说明在早期，从启蒙时代到科学时代之后诞生的很多学科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上一直是缠绕在我们脑海之中。十九世纪末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人类知识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进化论出现。那时候很多自然科学纷纷出现，一个号称研究地球学问的学科叫“地理学”就很尴尬，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全部被分出去，然后研究社会学的、民俗学的，还有文学的、历史学的又不和地理学玩，所以他们不知道研究什么东西。

后来有研究人文地理学的学者出现，很多法国人文地理学者，也有德国（人文地理学者），都希望去弥合以前被分开的自然和人文的部分。（他们）比较偏重数理地理学的，偏重自然地理学传统，早期比较偏重区域文化，他们弄出三个东西想要拯救地理学。一个叫做“区域”，一个叫做“景观”，还有一个叫做“环境”。这三个东西恰恰是我们今天学科经常拿来当做非常潮的话题。其实是在一百年前，在一个大学科的结构出现分裂危机、分化危险下提出的“区域”、“景观”、“环境”的东西。我们今天搞得很热的东西一个叫“环境史”，一个各行各业都在搞的“景观分析”，连政府、学者也在倡导区域整合、区域组建，其实都是在讲这三个东西。那为什么这三个名词经过一百年后，忽然这么热门？这非常触发我的思考。

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有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学科传统，就是我们从明清时期兴起的考据性地理学，不独中国，去看法国的也是。它们早期的地理学东西也叫沿革地理学，研究疆域、研究行政区划的一个变动。那么，这个东西后来放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位奠基人那里，他们都觉得不够。历史地理学如果真的变成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或者兼容今天学科的思考，应该突破只是研究新政区划、只是研究沿革地理学这个传统。所以从谭其骧先生到周振鹤先生他们一直都倡导政区地理学要走向政治地理学，其实是希望不再局限于研究行政区划分分合合，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沿革脉络里面去叙述，研究行政区划的地理。经过周振鹤先生及很多位前辈学者的整理，大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角度。比如说，研究政区一定要讲幅员、层级、边界，号称政区研究三主题。当时我从中山大学的本科进入到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研究所，我去那里觉得这三个层面还是不足以回答我对很多行政区划还有区域发展的一些大的历史问题好奇心。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尝试，先不管全国大范围结构性层级变化，想能不能做单个行政区划？既然如果某个时代的行政区划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是不是很多行政区划调整的个案都是按照那条线索来整合？个案性的、单个政区的、过程性的研究好像很值得去做。当时我尝试做这方面研究，周振鹤先生说“对！我们搞那么多整体性东西，就应该多关注过程，做一个具体沿革个案的考证，只有在这里面才能发现大问题。”所以我一进到我的个案考察里面就对以前政区研究三要素有些新的思考。

什么叫层级？层级不只是行政区划的才叫层级，那只是一套中国官僚体制的层级，每一个行政区划都对应一套官僚体制，一套品级的体制。当时我写一个关于上海县创立的个案，大家都在讲上海很重要，但都不去问为什么要设立上海。其实很简单，它一开始搞漕运，导致在上海管事的官员级别比淞江府的其他官员还要高，当时松江府官员不知道，去到（上海）很不客气，结果这个官员把他们骂了一通，说我是很牛的人你怎么把我当小弟看？因为这样必须要弄一个上海县，一开始管一个专业的事物必须弄一套和它配称的品级体制，才能够解决地方实际问题。包括边界，边界考虑单个政区，才有一个叫边界的东西。但是我们想一开始这个政区怎么挖出来，你就会明白在一个已经有边界的地方去画一条界出来，这条界一画将会牵一发动全身，关系到好多地方网络，关系多方利益。当我去看行政区划沿革个案，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后面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幅员，考虑的面就有很多。不仅有军事化的土地，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各种各样不同人群的意志，各种各样东西。所以像政区沿革的三大主题我们都可以在个案式研究中得到反思，而且在这样一个研究中可以把行政区划沿革带到一个区域研究里面去。

当时我在讨论太湖流域这样一些行政区划的问题，当然我会顾及到当地的自然环境，包括河流水系。研究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论坛说的，需要多学科背景支持，因为我自己不懂这些水流环境。当年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跟跟从南京农业大学过来的农史专家同聊，他对古代田制、古代农书、土壤，还有河流的、水利的、动力学家的知识很熟。所以我在他那里每天对着那幅太湖水系图，听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很多启发，明白要很细致地，不是很空泛地讲水的环境，而是应该细致到很多具体工程、技术，里面怎么样遵循一定工程的合理性，而同时又服从于某种实际的行政意义。通过这样一些思考，我慢慢地从行政区划沿革或者所谓区域史研究中走出来。

从复旦大学出来回到中山大学工作，跟着我们的同行和郭老师一起参加活动，他给了（我们）很多指导。我们那里主要有三位历史学研究出身的同事，还有很多地理学的同事。我们有两个人，我和吴滔老师主要偏向于明清研究，我们有老师研究先秦，那我们怎么样共同去讨论问题？我们忽然觉得不能整天大谈理论和学术理想，还是应该有些共同事业。所以我们就跑去粤北、江南、广西西部山区（调研），也是后来我们关注的南岭山区研究，去那里一开始出发点你们听起来有点可笑，很简单，我们知道中国有幅很老的地图，就是马王堆出土的地图。我们一开始的只是想去看马王堆里描绘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但是去那里一看，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去那里要对当地的各种事情和现状要有所了解，于是要去设计路线地理研究，开始关注传统交通线。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岭南，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南岭，南岭在古代的叙述中比较多是用五岭方式叙述，从东到西有大庾岭啊什么的。我们以为冷空气到这里就过不来，就觉得这是五座高耸的大山，结果去那里就傻掉了，那些山不知道比高山矮多少！仅凭对文献的感觉，如果不进行实地调查，不从人的角度去看，就很难理解地理的环境对社会的影响。

马王堆出土地形图复原图

我们在考察中才知道原来南岭有很多的通道，而这个通道又是以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所描述的中国几大民族走廊之一的所谓“南岭民族走廊”。在这里有瑶族、侗族、壮族，还有很多其他民族。我们就理所当然认为他们一开始就有这样错杂分布的局面。我们到山里面和一个老太太聊天，她是瑶族寨子里的，我们和她说听不懂她的话，忽然她就转用西南官话，我们就傻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老太太在家里，去娘家或者赶集时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可以说客家话、苗话、西南官话，但她豆大的字都不会写一个。有方言学家说过有一个叫“方言岛”的东西，我们假设一个人只讲一种语言，在一个大的方言区里的一个小小语言孤岛。但随着在不同社会交往场合，完全可以处理各种各样语言的交换，不需要认字。

这些年我们觉得区域研究开始有新的东西，一开始以地理环境为中心，比较结构化的，先入为主的判断。那种讲述人地关系的区域地理研究是不是可以走到一个以人的活动范围来考虑？超越边界，超越行政区划，超越文化区划，甚至有更广阔的地域联系，这是流域性的，和水域有关的，（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他们甚至去到南洋做生意我们都不知道。道光时，广西和湖南边界的一场瑶乱，叫做赵金龙叛乱，居然很快在日本的漂流文书里面有记载。这里可见，这样一个小小山区一场少数民族叛乱居然会影响到东北亚或者是东亚、南中国海的贸易航行。所以地理研究，我们的区域不能限于客观描述的边界，似乎要跟着某些社会的节奏、跟着历史的时态。

这几年，我跟着同事和同学们一起上山，另一个事情就是下海。我们看到一条在季风贸易时代的，从长江口一直到今天的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的，操闽南口音的人活动的这样一条岛链还有海域。这是闽南人的一带一路，这个区域怎么解释？用我们传统地理区域，包括边界、疆域、层级等都无法解释。你怎么把这种东西当做是区域性的存在？因为它有很强的区域性，那要如何去解释？所以就迫使我要去突破跟着地方走，跟着边界走这样一种思维，我开始跟着人走。就是人去到那里，我的区域就去到哪里。这是我目前研究的兴趣。另外一个兴趣就是跟着一些海岛上的人群去了解不同港湾，不同的岛际的联系，从而解释一些我们静止的视角。考察一些流动的社会和移动的人群。他们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经常跨界，突破他们的语言区、方言区，从事多种多样经营、经济活动的区域，可能是接下来我们去讨论的另外一个区域话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即讨论人际、网络这样的话题。

其实我们历史地理学可以做出很多的对话。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今天新的学科的奠基下，跟地理学有非常好的对话。其实我自己觉得很悲凉，为什么悲凉呢？最近几年我们历史地理学界跟地理学家开过好几次讨论的沙龙，感觉第一是他们好像不要我们，我们还拼了命地跟着他们走，希望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我去跟地理学家接触，他们也觉得很悲凉，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大学有地理学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地理学认同，在西方也是这样。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地理学成为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当然是跟近一百年历史发展有关。一方面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太快，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学这一块已经赶不上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速度。今天人文地理学用的几乎所有术语，都已经在其他社会科学里面用滥了，所以再也没有理论和方法更新的先锋性和主导性。但是假如我们能够从传统地理学所关心的话语，甚至回到一百年地理学救亡图存的时候，想到这些层级的词汇、概念（区域、景观、环境），还有一些思考，就特别想去弄一些新的框架，把破碎的东西、跟不上形势的东西再回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下，提出自己对地球表面各种各样的现象的理解。我觉得非常值得去探讨。

今天我们历史学和地理学重新走到一起去探索的时候，就要面对很多新的合作机制问题。我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有机会和同济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合作过，有一次去考察大运河，有一次去考察江南水乡。一开始我们格格不入，但后来我觉得很多东西要做成，要去改变公众、社会对我们学科的误解、不了解，或者说怎么让我们这个本来就面向空间的学科能够对空间的再生产贡献我们的智力和知识？我们一定要熟悉今天空间的情况。做历史地理的时候，我们时间的维度不能老是放在古代，我们要跟今天联系起来。今天包括跟城市规划地理学，还有GIS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时间和空间的尺度必须变得更加有弹性，他们讨论两年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纳入历史地理学范围讨论。我们的时间空间尺度变得越来越有弹性，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讨论一千年的变化，也可以讨论二十年的，即使是内部空间的东西我们也有很多可以共同探讨的契机。这些都需要大家一起去完成。

这些就是我今天要表达的个人比较粗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