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以明了其已有的研究基础为前提，这就需要对其学术史进行一番全景式的回顾。

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

19世纪初，西方地理学过渡到近代地理学，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传入中国。在其影响下，长期停留在对地理现象进行考证和追溯，极少探讨特点和发展演变规律的中国传统的地理学， 开始向现代地理学过渡。经济地理方面同样如此，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全国性的著作如张其昀著《中国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金绂著《中国经济地理》（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胡焕庸著《中国经济地理》（重庆青年书店，1943年）等。其中，葛绥成著《中国经济地理》（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分为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和特征、经济地理学的要素、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及经济物品的移动与交通等四章，大约代表了1949年10月以前中国经济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区域性研究的著作主要有连浚著《东三省经济实况揽要》（民智印刷所，1931年）、张肖梅编纂《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张印堂著《滇西经济地理》（“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张先辰著《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蒋君章著《西南经济地理纲要》（正中书局，1943年）等。

出于协助本国对华侵略扩张的需要，一些日本学者也对中国各地的经济状况展开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论著。比较著名的，有马场锹太郎著《支那经济地理志》（东亚同文书院，1923年），西山荣久著《最新支那大地理》（东京大仓书店，1914年）。东亚同文会编纂发行的大型调查资料集成《支那省别全志》（1917—1920年陆续出版），更是日本人调查研究中国各地经济之大成。这些日文著作以后逐渐传入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世纪的上半叶无疑是经济地理研究的繁荣时期，但这些著作以反映当时的现状为主，对以前时期经济现象的分布与特点着墨不多，遑论经济地理理论方面的发掘与创新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尚无余力关注近代经济地理。然而，当时的“现状”，对于后人却是蕴藏着近代经济地理资料的文献宝库，相关的著作和调查报告为后人研究当时的经济地理提供了方便。

二、1950—2000年中国大陆的近代经济地理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几年，便走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为了实施计划经济，需要调查并编撰各区域的经济地理状况。自1956年起，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合作、孙敬之主编的《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分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内蒙古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新疆地区等9种。此外，一些反映部 门经济地理现象的著作与地图，例如1973—1984年出版的《中国农业地理丛书》（各省分别出版本省卷），也得以陆续出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各地开始了现代化的建设。1982年，由于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分省区市的经济地理著作，全国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研究会开始组织编撰《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丛书以一个省区市为一个分册，共31个分册，分别介绍各省区市生产分布的现状和基本特点。80年代以后还编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经济地理》。其中，吴传钧主编、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地理》，被视为里程碑式的巨著。

除此之外，还出版了一些反映部门经济地理现象的著作与地图，如1981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编写并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综合农业区划》，1989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和地理研究所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地图集》，199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地图集》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地理状况。

总的来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方式，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使得纯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近代经济地理虽然能够为现实提供近代的经验借鉴，而且有些借鉴在今天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和重要的，但毕竟不能直接应用到现实建设上。或许由于这一原因，迄今为止当代经济地理学者撰写的经济地理著作，对古代和近代中国经济的分布状况一般只用寥寥几页的篇幅，或者干脆不谈。只有孙敬之主编、刘再兴等编著的《中国经济地理概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较详细地论述了近代经济布局的变迁。不过，因受教科书的性质及分类论述的局限，此书对变迁的原因、机制和特点等方面未能得出较全面的看法。

1950年到2000年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以前和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至2000年的前后两个时期，成果可分为经济资料的整理和经济史研究两个方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后又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从1958年起，在许涤新的主持下，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1966年已出版了5种史料。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又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等。

长期以来，由于受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只把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生产力的研究，又由于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述的片面理解，也忽视了对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口岸的重新开放和学术自由讨论风气的形成，近代经济史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开始向着系统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严中平主编的2册《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汪敬虞主编的3册《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人民出版社，1998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3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及赵德馨、刘佛丁、王玉茹、陈争平、郭东刚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史的著作，均陆续出版。同时，一些重要的部门史或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如港口史研究、口岸城市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内外贸易研究、海关史研究，也逐渐展开。

尽管这样，在地理学界长期“以任务带学科”，近代史学界长期缺乏对生产力的研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单一学科为主 的情况下，仍然缺乏对近代经济地理的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反映了2001年以前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在此著作中，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有关的内容，包括人口、农业、工矿业、城市和商业，共238页，其中只有14页谈到近代，而且工矿业部门便占了12页。至于专门研究近代经济地理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07年前尚未出现过，即使论文也寥寥无几，有的虽冠以“近代经济地理”之名，实际并非论述近代经济地理。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某些研究领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研究近代经济地理的重要意义。人民交通出版社在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港口史的著作，包括天津、营口、大连、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广州等港口。90年代以来，又有若干关于港口所在城市史和区域经济史的著作问世地理研究，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仲礼著《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丁日初、沈祖炜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樊卫国著《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隗赢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都分别论述了不同的口岸城市开埠以后的巨大经济变迁。

此外，相关的全国或区域经济史著作、海关史著作、商会史著作，在中外经济关系、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国内市场、洋务企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产阶级等重要问题上，都出现值得重视的新观点。与此同时，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和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从“现代化”的角度，思考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

上述方面的研究进展，为研究近代先进生产力的形成和传统经济的转型乃至近代经济地理，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进步，仍然坚持以往那种“政治日趋黑暗导致经济日益衰败”的观点，仍然忽略“近代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现代化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等观点的话，有关中国近代先进生产力的形成和传统经济的转型的研究便不可能取得成果，更不用说探讨生产力分布的近代经济地理了。

三、口岸—腹地关系探讨:地理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近代以来有见识的中国人的最大的理想就是迅速地步入现代化，参照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准，沿海通商口岸无疑是近代中国的先行区域，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也就成了审视近代中国的一个观察点。正因为如此，一部分近代史研究者，尤其是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者，关注“口岸—腹地”，并不断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渐地解开中国各区域经济变迁的神秘面纱。

中国近代最早的经济变迁始于通商口岸，而进出口贸易是推动经济变迁的要素之一。1854年7月12日第一个由外籍税务司监督管理、外国领事控制的海关（洋关）——上海海关开始运作，意味着海关开始成为对华贸易管 理机构。中国海关长达近90年的关于口岸贸易以及其他方面活动的系统而翔实的记载，成了颇受人重视的近代历史文献，可以视为口岸与近代中国的多方面的实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综合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并对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在四川、华北的个案研究，施坚雅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一宏观的解释框架。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界兴起“地域社会论”研究，主张在“地域”中验证无法用阶级关系所解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滨下武志提出以“国民经济”“世界经济”为媒介的“域圈经济”。自1981年开始，台湾学者苏雪峰、张玉法、李国祁、张朋园、王树槐、谢国兴、朱浤源等人，开展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此套书出版若干年后才为大陆学者所知，但因其鲜明的论题巧合大陆展开现代化研究的需要，在大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76年以来，台湾学者在刘翠溶的倡导下，利用从美国获得的海关出版物的胶卷以及领事报告等资料，展开了对中国若干口岸的国际贸易的研究。1980年刘翠溶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已不再把口岸城市简单地作为透视的窗口，而是对于贸易进程、商品流通、市场结构、贸易影响诸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从城市与腹地角度的实证研究。刘翠溶以及一批台湾学者，对台湾港口、汕头、九江、烟台、天津、重庆、东北诸港，都展开研究。林满红撰文回顾了台湾学术界这方面的全面成果，并且把它放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大格局中予以总结和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在深度与议题上获得了拓展，刘素芬、王良行、林玉茹等人的研究，都超越了单个的口岸研究，并从区域经济延伸到政治与社会文化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对沿海港口贸易及其影响的研究的重视与大陆学术界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当时国内学术界对海外的研究状况知之甚少。因此，大陆20世纪90年代初兴的口岸贸易研究，可以说主要是自身学术逻辑发展的结果，并非来自外来影响。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时间中的空间的学问，十分重视对历史时期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地理分析，并从自然和人文两个不同的角度讨论成因及其规律。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研究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时，已意识到了腹地对于港口的重要性。1992年，笔者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戴鞍钢联合申请国家教育委员会的研究基金，开始探讨东南沿海的港口与腹地问题。1998年，戴鞍钢在邹逸麟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紧紧抓住港口、城市、腹地这三个密切相关的要素，展示了上海成长为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含义，是第一部成功运用历史经济地理方法研究港口—腹地关系的著作。

2004年笔者总结了数年来的研究体会，并吸收了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地理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了《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一文。该文第一次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提出港口—腹地对近代交通和贸易体系、城市格局、经济区域，以及现代化的区域差异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认为近代的港口—腹地格局及其引发的各区域现代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 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因此“港口—腹地”是理解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的关键。此外，该文还从历史经济地理的角度，初步阐述了港口、腹地的概念以及港口—腹地问题的研究路径。

2006年笔者、戴鞍钢、林满红合作主编的《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 以实证的方式，从经济地理的视角讨论了中国现代经济的空间展开过程，总结了近代以来口岸与腹地的空间演变及其经济涵义。它表明我们对近代口岸的研究已超越了港口本身和区域影响的一般分析，而将历史、地理和其他研究思路进行整合，以构建糅合时间、空间和制度诸要素的分析框架，初步形成一种经济的空间进程与地域发展的思路。

自2001年开始，笔者指导樊如森、陈为忠、姚永超、方书生、唐巧天、毛立坤、姜修宪、刘强、王列辉、张珊珊、刘伟峰、李波、张永帅、王哲等14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着重从港口—腹地的角度，探讨近代经济地理以及与其相关的问题。华北的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东北的丹东、大连、营口，长江沿线的镇江、芜湖、汉口、重庆，东南沿海的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两广的广州、汕头、北海、龙州、梧州及香港，以及云南的蒙自、思茅、腾冲等二十余个口岸城市的近代进出口贸易、城市发展及与其腹地的经济互动关系，在13部论文中不同程度得到了探讨。与起步早二十多年的台湾学者当年的研究比较，台湾学者主要研究口岸贸易，而笔者、戴鞍钢及其学术团队主要通过口岸贸易研究港口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并力图从贸易进入各个产业部门，在此基础上透视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以及在各个区域的表现。因此，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定名为“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研究”，简称“港口—腹地研究”。研究的内容，是在确定腹地标准的前提下，通过对港口贸易、腹地范围、交通和运销网络、口岸城市和腹地经济的综合研究，探讨1840年以后近代生产力主要自东部沿海口岸向中西部腹地推进所引起的经济地理新格局以及内部的互动关系，分析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的过程和规律性。因此，这既是一项基于时间层面的研究，又是一项基于空间层面的研究。

四、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全面开展

“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的研究，是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变迁从空间角度进行考察，它建立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而又不同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如果将这种时空结构固定在某一时期，并用地图和数据加以表现，用文字加以论述，说明不同时期生产力的分布状况与区域差异，并解释这种分布状况和区域差异的成因，就是近代经济地理。两者的区别在于，“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侧重于近代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而“近代经济地理”侧重于变迁在空间上形成的格局。实际上两者都是“近代经济地理研究”，只是前后阶段的区别。

由于两个阶段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笔者带领其学术团队在研究有关区域的港口—腹地时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全国或区域的近代经济地理问题。自2007年以后，大大推进对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并将之作为研究的侧重点。2009年，笔者发表《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机制与表现》，简述了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变迁机制和空间上的八个特点，强调这八个特点是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具体表现。历经8年撰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一书，更是联合大陆和港台的二十余位学者协同攻关的一次尝试，为学术界细致描述了近代的百余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过程及其形成的经济地理格局。

全书共分为九卷。以第一卷作为全书的绪论和全国概述，力图使读者对近代经济地理的基本框架、理论方法及学术史有所了解，然后简述全国范围的通商口岸、产业部门、交通、金融以及人口、城市等的变迁和分布。在此基础上，对全国经济变迁的整体面貌和各区域经济变迁的共性进行总结，全面阐述了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主要特点及其空间演进方向。

第二卷至第九卷每卷平均50余万字，分别探讨江浙沪、华中、华南、闽台、华北和蒙古高原、东北、西南、西北等八大区域近代经济变迁的状况。每个大区域自为一卷，内容大致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区域近代经济变迁的背景、空间过程和主要内容，二是区域近代经济地理的简略面貌，主要是产业分布、人口增长、城市分布、产业部门、区域经济特点以及国内外的影响因素。因在了解全国共性的基础上探讨区域特性，从而深描了各区域的近代经济地理面貌，刻画了经济变迁多样化的区域图景。

基于以上研究，本书认为:

1.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进程，“自东向西”是主要的方向，“由边向内”是次要的方向。由于促进经济变迁的现代化因素主要在沿海港口城市登陆以后渐次向西部扩张，受空间距离、交通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近代经济变迁和进展的程度总体来说西部弱于中部、中部又弱于东部。

2.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基本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特征为:全国或地区间的物流轴主要指向口岸城市和近代交通枢纽;全国的交通布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现代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海沿江沿铁路成为城市的主要分布带;区域经济中心由传统的行政中心转移到口岸城市与交通枢纽城市;形成了六个比较明显的经济区;上海与香港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引领者;中国大的区域经济差异由古代的南北差异为主转为近代的东西差异为主。

3.从长时段的学术史来看，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对于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有效地弥补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学科发展史与学术研究中“近代时段”的缺失。在当前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不平衡包括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形成的经济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探究这一空间不平衡的起源、发展、演化，是理解中国特色经济地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从时间维度上拓展与深化中国经济地理学学科的发展，赋予其新的能量。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初步建立，并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重心从古代转移到近代。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获得多种奖项。2018年10月，在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2017年）评选中，获学科学术奖著作类一等奖。2018年5月，荣获上海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出版协会的《上海图书奖》一等奖。2020年又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五、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到了2015年左右，笔者以为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可以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写作已进入晚期;另一方面，我们对哈佛大学图书馆、中国海关总署档案馆两个收藏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整理、出版工作，也进入后期。同时，我们在十余年的研究中发现，仍有大量的旧海关资料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一些海关制度也缺乏深入研究。于是，我们决定或拓宽或深化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范围，尝试进入城市史、海关史、海洋史等方面的研究。

笔者长期关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在 《历史研究》 《郑州大学学报》 《历史地理》《南国学术》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关于古代城市和近代城市的多篇重要论文，尤其是《20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革命及其性质》，论述了在中国近代对外开放和先进生产力兴起的浪潮中，一批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首先发展为工商业城市，并带动交通和工矿类型城市的兴起与传统城市的转型。各地富有的工商业者逐渐掌握所在城市的政治权力，并导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专门管理城市的行政单位“市”的出现并推及全国;比较了近代城市和古代城市在人口构成、城乡关系、城市体系、城市功能等方面的重大区别，认为自清末开始到北伐战争胜利以后的数年，各地的城市自治运动实际是秦汉以来的第二次城市革命。此外，王哲的《城市地理中的近代城市体系的再解释》将近代中国若干较为可信的城市人口数据，通过施坚雅城市数据和中国旧海关贸易数据进行验证，发现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分布模式，整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标准曲线，呈现出一个典型的面积广阔而历史悠久的大国才会出现的标准位序—规模分布，从而为城市缺乏人口数据时的相对准确的人口估测提供了新的方法。

上海是近代中国城市革命的代表作，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租界，对华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刘雅媛的博士论文《清季民初上海县城厢市政权与城市空间改造》（2016），论述了上海县城厢市政权的建立过程和城市的空间改造，无疑提供了华人区政治变迁和城市空间改造的完整案例。上海市因港口而兴起，而港口位置的转移又带动相当一部分市区的转移，武强的博士论文《近代上海港城关系研究（1843—1937）》（2011）很好地说明了城区和港口的联动关系。徐智的博士论文《南京城市空间的形成过程研究（1927—1937）（2013）则论述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城市空间的形成过程。

产业区的形成是城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产业区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陈为忠的博士论文《转型与重构:上海产业区的形成与演化研究（1843—1941）》（2014），分析了上海产业区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杨敬敏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棉纺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研究（1867—1936）》（2014），则探讨了棉纺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问题，借此窥中国工业发展之一斑。

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海洋应当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为在此方面迈出一步，伍伶飞利用旧海关资料所藏丰富的灯塔、岸线、船舶的资料，完成了博士论文《近代东亚灯塔体系的形成研究》（2016），探明了从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直到南海，并深入万里长江的灯塔分布情况。

近代经济地理的资料，相当一部分来自旧海关资料地理研究，而要看懂资料，往往必须先弄明白海关实行的制度。对于非从事海关工作的人员而言，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弄懂海关的制度。而一些制度不仅直接关系到海关工作的操作，对区域经济实态的影响最为广泛，特别是厘金为代表的内地税。孙健的博士论文《近代长江下游的厘金征收与区域经济流动（1890—1910）》（2020），通过研究，发现厘金制度集中体现了传统时代以土地税为中心的税收体系到商业税为重点的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而地 方的厘金征收又集中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且厘金机构的运作及人员构成、征收模式等方面最终传导至市场，影响了大宗贸易流向、商路选择，厘卡成为分割市场空间的重要载体，征收成本的差别使海关、常关之间形成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中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埠际贸易以及城市人口的数据，不少学者思考如何将批量的数据通过可视化用于经济史研究，2017年王哲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了《历史空间数据可视化与经济史研究——以近代中国粮食市场为例》一文，认为可视化可将大量的历史数据以最适宜、最直观和最具表现力的方式表达出来，历史研究中的数据目前已拥有可视化（Visualization）研究的巨大潜力。此外，王哲在《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研究——基于多版本邮政舆图的分析》一文，指出清朝和民国政府陆续出版的若干套邮政舆图（集），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进行数字化，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尽可能地还原近代中国的国内市场网络。他利用泰森多边形法，发现基层邮政半径可以很好地代表基层市场半径，从而为全国范围内建构近代基层市场网络提供了可选择的技术路线，也为整体上描述和分析近代中国城市体系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基础。